金融海嘯與民工失業潮
10月21日，東莞樟木頭鎮寶山工業區的合俊玩具廠外，儼然是一個小型招聘會現場：道路兩旁、報攤、小食店門前都被廠家的招聘攤位所佔據，多輛小巴停靠在大道旁，車身上貼著“立即參觀廠房”的標語，還有不少搶不到攤位的工廠正在到處派發招聘傳單——他們的目標是合俊集團破產後面臨失業的7000 多員工。
10月16日，樟木頭最大的玩具代工廠商合俊集團向其總部所在地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提出自行清盤的呈請，同時，其分別設在樟木頭和清遠佛崗的三家工廠亦告停產，其中樟木頭的合俊和俊領兩家工廠失業員工共7000多人，佛崗廠的失業員工也達到1700多人。
圍繞在合俊外面的工廠的招聘已經展開了幾天，但前些天卻鮮少有人下定決心應聘，因為對這幾千工人來說，比失業更重要的是被拖欠了三個月的工資及加班費，不少工人已陷入身無分文的境地。
面對憤而聚集示威的7000多員工，為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展，樟木頭政府決定緊急墊付薪酬，安撫工人的情緒。至記者前往現場當天，鎮政府已向全部工人墊付了8、9、10三個月的工資及加班費，此前一直疑慮不安的工人們終於平靜下來，並開始尋找新工作。
上午，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坐上清溪、大朗等地的工廠小巴離去，到了午後，聚集在廠外的工人數量已經見少。但仍有部分工人對大堆招聘傳單視若無睹，神色彷徨。
合俊事件雖暫時平息下去，珠三角製造企業倒閉潮帶來的勞動力過剩危機卻只初露端倪。
產業轉移下的動盪生存
樟木頭的計程車司機都知道合俊，開往寶山工業區的路上，司機介紹：“今年以來樟木頭倒閉的工廠不少，合俊旁邊這家臺灣工廠就是前兩個月倒閉的，遣散了上千員工；清溪更是幾乎每個月都有工廠倒閉，工人討不到欠薪就阻斷公路示威，每次都能讓樟木頭往清溪的公路堵上幾個小時……”
而走在東莞虎門或者大朗鎮工業區附近的街上，會看到許多隨著工廠和工人離去而空置的廠房，以及失去消費群體而倒閉的店鋪，每一扇緊閉的鐵閘上都掛著招租的看板，然而行色匆匆的路人根本不會往那些招租熱線看上一眼。
轉移、倒閉的影子籠罩在珠三角上空已非一朝一夕。作為樟木頭最大的玩具廠商，合俊的破產並不是珠三角製造企業倒閉危機的序幕，更不是終曲。但它因為規模之大，受影響人數之眾而廣受外界關注，從而把珠三角企業倒閉潮背後的弱勢群體——農民工的命運擺在了公眾面前。
“工廠倒閉、農民工失業等問題，不是產生于金融海嘯時期，而是從珠三角擬定產業轉移思路時就開始顯現了。金融海嘯不過是在短期內加劇了這一矛盾而已。”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所長鄭梓楨表示。
在珠三角的產業轉移過程中，大批實力相對較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或者上百家企業成批地被轉移出東莞、深圳等地，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大量農民工失去了原來的就業機會，輾轉於這些動轍倒閉、搬遷的企業間流離失所。
只不過，曾經一段時間，農民工的這些不安淹沒在鋪天蓋地的“民工荒”論調之中。
而實際上，在產業轉移升級的“陣痛”中，企業難招工是事實，大量農民工在珠三角打拼的過程中失去了生活的穩定感與安全感也是事實。
在合俊的廠房外，一名小夥子向一家玩具廠的招聘人員諮詢：“你們廠的規模有多大？訂單穩定嗎？”雖然得到對方的熱情回應，他還是猶豫著走開了。這家廠的 基本工資和加班費都跟合俊差不多，條件算是不錯，但他有點心悚：“一年前從家鄉出來，到深圳做了兩個月，工廠就倒閉了，只拿到60%的工資。後來去虎門做了一段時間，老闆要把廠搬去江西，我不想去，就通過親戚介紹到合俊來。想著這麼大的廠總不會出事吧，結果做了三個月又倒了。現在不太敢進工廠，怕做不了幾 個月又失業，還不一定拿得到工資。”
一邊是用人單位的拼命拉人頭，另一邊幾位打工妹則商量著買車票回家的事：“最近倒閉的廠太多，沒有安全感。先回老家過年，春節後看看情況再來。”
金融危機引發倒閉潮
合俊事件剛發生時，廣東省玩具協會常務副會長李卓明曾向媒體表示，合俊集團的倒閉只是個別事例，是因為其企業經營的內因出了問題，而並非行業經營情況出現嚴重惡化。
這一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樟木頭鎮副鎮長徐鴻飛的證實：“合俊的老闆前年進行多元化發展，搞採礦業，結果一直拿不到許可證。礦產的投資一分錢還沒有收回來，又碰上了這兩年的政策影響以及金融危機，最終逃不過倒閉的命運。”
然而，多元化也好，水災也好，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依然是金融危機。
無獨有偶，在合俊宣佈破產的第二天即10月17日，另一家香港玩具企業百靈達也宣佈關閉了寶安的工廠，1700多名工人被欠薪，廠區一度出現騷亂。
事實上，不管是“合俊”、“百靈達”還是其他代工企業，都同樣面臨著出口退稅政策變化、《勞動合同法》實施、人民幣升值及金融風暴等多重困境，兩家工廠的境遇不過是珠三角眾多出口加工製造企業的一個縮影。
就以處在風口浪尖的玩具行業為例：珠三角的玩具企業大多以OEM為主，自有品牌非常少，而且多數依賴出口歐美及日本。合俊在樟木頭兩家工廠的產品有70%以上銷往美國，包括為全球最大的玩具商美泰公司提供OEM業務。
而受近期金融危機影響最為嚴重的，恰恰就是美國、歐洲和日本。海關資料表明，今年來中國對美、歐和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長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今年4月以來，中國對歐洲的出口累計同比增長已連續5個月下滑，從年初的33.4%降至25.6%。
如果說此前在產業轉移壓力下，珠三角體現的是沒有實力的小型企業紛紛倒閉的洗牌效應，那麼合俊的倒閉，則開始顯現出另一個趨勢——大型代工企業也開始熬不過這個寒冬了，正如徐鴻飛所說，“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純代工企業的規模越大，風險往往也越大。”
就在合俊和百靈達倒閉後的這一周，龍崗港聲電子廠、寶安宜進利工廠、坪山創億玩具深圳有限公司、西麗西洋服裝廠等都紛紛傳出倒閉的消息。
“合俊”式多米諾骨牌
大型製造企業的倒閉，所產生的意義與連鎖效應，與小企業無聲無息的消失不可同日而語。合俊集團與其背後的供應商、物流商之間的聯繫，如同一副休戚相關的多米諾骨牌，合俊一倒，後面又會有無數的小廠隨之倒下。
供應商是合俊事件的另一個直接受害群體，他們被合俊拖欠的貨款少則幾萬，多則上千萬。玩具企業的上游供應商規模一般不大，抗風險能力也相對弱很多，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損失對他們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
“供應商也很慘，工廠欠了他們的錢，他們也只能欠自家工人的工資了。”有合俊員工回憶道，“前幾天見到不少供應商當場哭起來。據說工廠欠了800多家供應商的錢。”
在寶安的百靈達廠區，供應商與工人間的衝突則更為激烈，工廠關閉後，聞風而來的供應商想沖進廠房搬取固定資產抵債，卻被工人堵在門外，甚至發生肢體衝突。
大企業倒閉背後，有多少供應商會因為資金斷裂而不得不步破產逃逸的後塵，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一旦破產，最後又將有一批工人將面臨欠薪、失業的困境。
記者在百靈達廠外偶遇一位供應商，他聲稱早已知道廠區已被法院查封，24小時都有保安守著，不得內進，“但就是不甘心，過來看一下。”他已經做了最壞的 打算，百靈達即使破產清算，變現的資產也未必夠付工人工資，供應商多半是血本無歸。假如真到了那一步，也只能帶著老婆孩子一走了之了——“對不起工人也沒 辦法，自身難保。”
當我們發現金融海嘯打亂了珠三角產業升級的步伐，珠三角企業的倒閉和裁員浪潮才剛剛拉開序幕。可以預見，危機持續蔓延下去，農民工大軍帶來的不僅是失業和滯留的問題，追討欠薪、遊行示威等行為的擴大化，也難免埋下社會隱患。
政府可以做什麼
“這就是考驗政府調控手段的時候了。”鄭梓楨認為，合俊事件，雖然表面上處理完滿，但其實卻暴露了政府在農民工勞動保障問題上的預警和應急機制還存在著很大問題。
合俊集團2008年的中期財報公佈早已顯示，今年上半年集團虧損高達2.0561億港元，總負債高達5.3230億港元。而樟木頭鎮宣教辦公室主任蔡建彬及副鎮長徐鴻飛都親口向記者承認“幾個月前就通過稅收、出口量等的變動發現合俊出了問題，也曾前往調查瞭解情況”。
然而，拖欠了工人三個月工資的合俊高層仍然在一夜之間走得無影無蹤，留下一個爛攤子讓政府和納稅人“埋單”。
“沒料到高層會一夜之間集體逃跑”的說法顯然難以服眾。徐鴻飛曾向媒體表示政府面對合俊問題的無奈：“政府雖然發現公司有問題，但沒有充足的證據也不能去抓人，況且抓人要走司法程式。”
然而，廣東早就有為保障農民工權益而制定的農民工工資保證金提取制度，只是各地政府部門一直沒有執行，執行的細則也不明晰。其實，發現企業可能出問題，只需依法要求其提供員工工資保證金，就能未雨綢繆，預先保障農民工的權益。在合俊和百靈達事件裏，政府100%墊付員工工資，充其量只能作為個別案例的應急措施，絕不能成為常規。
據悉，“合俊”倒閉事件發生後，東莞市擬成立工資墊付保障基金，以分擔企業欠薪逃匿工人工資墊付的風險。而深圳寶安區則設立了總額為一億元的欠薪應急保證金，同時建立勞動糾紛預警機制，對虧損的規模以上企業實施監控。
如果這一機制在整個珠三角真正順利推動起來，起碼能在失業潮大規模爆發前預先杜絕因薪酬糾紛而可能發生的種種社會動盪。
結構性失業
那麼，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波及下，珠三角企業倒閉潮會否促使我國告別勞動力短缺的“民工荒”時代，進入以農民工“失業潮”為標誌的勞動力過剩時代？
據香港工業協會預計，這一波的經濟不景氣中，光是珠三角就將有250萬人失業。無疑，這些失業人員大多數將是技術水準較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普工。
“過去的‘民工荒’本質其實也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部分企業過分壓榨勞動者，勞動報酬遠低於勞動價值，這些企業就應該招不到工人，是應該被淘汰的。中國人口的真正命題是勞動力過剩問題。”鄭梓楨說，“從來沒有‘民工荒’，只有‘教育荒’、‘法律荒’。”
如果把勞動力市場分為高級專業勞動力市場、熟練技術勞動力市場和初級勞動力市場三類，那麼前兩類勞動力市場在我國一直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況，第三類即普工則將會呈現供過於求。而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恰恰大部分都屬於第三類。
在兩家倒閉的工廠外面，記者看到的大多是二十來歲的年輕工人，有的看上去甚至只有十幾歲。這些80後的外來打工仔、打工妹被冠以“新生代農民工”的稱謂。
“高中讀了一年，家裏經濟不好，乾脆就出來打工了。”一位廣西妹子羞澀地笑著說。跟她一起出來打工的同村夥伴有十幾個，很多都不到20歲，都是早早就輟了學，“父母說上學花錢多，讀完高中考不上大學沒有用，考上了又沒錢讀，現在很多大學生一樣失業呢，還不如早點出來掙錢。”
輟學打工—掙錢結婚—帶孩子打工——這成了農民工家庭的一個怪圈。“我們的孩子，最後很可能也是重複著這條路。”已育有兩個孩子的領班阿昌有點無奈，“ 不是不想讓孩子讀書，但農民工的孩子進不了城市的公立學校，民辦學校又經常被關閉，更重要的是也交不起這些貴價學校的學費，只好把一對兒女留在老家。”父 母不在身邊，加上農村教育條件相對落後，這些留守兒童能夠通過教育擺脫傳統命運者少之又少，最後多半還是“追隨”父輩早早輟學打工。
而與此相對的是，在內外交困的經濟大環境下，以往大量雇用低水準勞動力的製造企業要麼轉移、倒閉，要麼就只能瘦身過冬，或者狠下心來進行脫胎換骨的產業升級。
徐鴻飛對去年樟木頭鎮南大針織有限公司的產業升級進程非常滿意。該公司本來有1800名工人，是典型的低技術勞動密集型企業，在鎮政府的引導和推動 下，2007年南大針織投入了5000萬進行設備升級，不但產值增加一倍，而且工廠裏1800多普工也縮減為400多技術工人。
顯然，無論企業選擇哪條道路，教育水準和技能較低的普工都將是首先被擠出產業升級進程的物件。在勞動力過剩的大背景下，未來更嚴峻的可能是結構性失業問題。
分化
然而，產業升級的步伐不可能因為“陣痛”而停下來，即便經濟繼續快速發展，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問題依然會長期困擾著社會，農民工大軍亦只能順應形勢，走向分化。
“我在百靈達已經工作了12年。”阿森是百靈達的一位老員工，在工廠幹了12年，他不瞭解外面的就業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唯一擔心的是以自己漸長的 年齡還能不能迅速在珠三角找到新工作。有人勸他回家鄉，他向廣西玉林的老家瞭解了一下情況，“玉林普工的基本工資一般是700，只比寶安少200 左右。但是那邊的經濟前景沒有那麼好，工廠也不多，容納不了那麼多工人，回去說不定比留在這裏找工更困難。回家如果不打工，也不知道幹什麼好，家裏早就沒有地了。” ——一邊是雙轉移，一邊是金融危機，另一邊則是土地改革，處在三岔口上的農民工感到無所適從。
“出路之一是通過培訓進行技能升級。”鄭梓楨認為，這是目前調整結構性失業最可行的途徑。
早在2006年，廣東省勞動保障部門就已經在全省組織實施了“廣東省農民工技能提升培訓計畫”與“廣東省百萬農村青年技能培訓工程”：“農民工培訓計畫 ”的主要對象是已在本省城鎮務工的農民工（含城鎮戶籍外來勞動力）；“百萬工程”的主要物件是未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的本省農村富餘勞動力、新生勞動力和農村退役士兵。
“廣東省對農民工的技能培訓投入相當巨大，如果農民工有相應的意識，應該能從中取得不錯的效果。”但無可厚非的是，對於本省農村青年及外來務工人員，政策的側重還是有所差異。
顯然，勞動力過剩的壓力不可能全部由珠三角城市消化，勞動力輸出大省也應該有所作為。“出路之二是順應產業轉移趨勢，從珠三角發達地區流向欠發達地區的新興廠區；出路之三是促進剩餘勞動力向現代化新農村的回流。”
不過，大多數農民工依然缺乏危機意識。21日黃昏，再度繞回合俊廠區，剩下的人已經不多。清溪一家工廠的招聘人員正準備離開，她對當天的收穫很滿意：“一共招了幾百人。他們對薪酬要求都不算特別高，待遇差不多就可以了。”
“對工作的穩定性是有點擔心，但還不至於找不到工作吧。很多工廠對普工要求不高，沒有經驗頂多少拿100元工資。”這是年輕失業工人們的普遍心態，“進 修？免費的也沒那個時間和精力啊，我們每天都加班到八九點，還是多賺點工錢實際。”他們不知道在暴風雨來臨前的平靜背後，已是暗流洶湧。
新聞來源: 南風窗於November 08, 2008 19:58:21 敬請注意: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觀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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