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來源: 瞭望東方週刊於December 08, 2008
也許我們可以說，是曾經洶湧的逃港風潮，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設立經濟特區，做出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陳。
粵港邊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鎖邊界以後，就沒有停止過。偷渡風潮來得最為猛烈的是1978—1979年。
研究者稱，逃港最多的寶安縣，1978年1-11月共外逃1.38萬人，逃出7037人。由於大批人員外流香港，寶安縣丟荒土地20多萬畝。逃港者中甚至包括許多基層幹部——寶安縣逃出大、小隊幹部121人，黨員29人，團員161人。
1978年夏天，有幾萬人湧向深圳等待外逃的機會，收容所人滿為患。捲入逃港風潮的不只是邊民，遍及廣東全境。在廣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鳴鞭炮祝賀。
境內外巨大的經濟差距，是逃港者的動力所在。1978年廣東全省農民人均收入僅77.4元人民幣，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的深圳農民人均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幣，而河對岸的香港新界農民同期收入為1.3萬元港幣。
偷渡事件驚動了北京。來到寶安調研的中央和廣東省領導人，被深港兩邊的發展落差深深震動。他們明白，反偷渡，堵解決不了問題，根本的辦法是放寬政策，發展經濟，縮小兩地的差距。
1977年11月，廣東省委將“逃港”熱潮作為重大惡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廣州視察的鄧小平作了彙報。鄧小平聽後說了兩句話：“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當一切開始回歸常識，當人的正當需求被重視，變化就這樣發生了。
1978年四五月間，國家計委副主任段雲率團考察港澳，回京後向中央建議，把靠近港澳的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中央同意，“說幹就幹”。廣東省委迅速行動。
習仲勳到深圳、珠海視察，要求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儘快縮小深港兩地差距。
他還提出幾條新措施：讓香港資本家進設備開採沙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吸收外資搞加工業；恢復邊境小額貿易等。他鼓勵當地幹部說：“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
與廣東省不謀而合的，還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建立蛇口工業區的方案。
其後的事情，中國人都已十分熟悉。
到 了1980年，當特區受到非議時，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任仲夷還舉出逃港者的例子，力證辦特區的好處：“以與香港一街之隔的沙頭角公社為例，全公社當時人口 1300多人，解放以來往香港外流的2600多人，等於兩個沙頭角。前幾年，每年外流 120多人。從1979年開始，外流大大減少，到了1980年，不僅沒有出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還有些要求回來。”
其實，改革開放後最早引進的外資中，相當一部分與當年的逃港者們密切相關。
逃港者曾經洶湧，繼而消失，並且歸來——我們正是想用這些充滿戲劇性的故事，為改革開放的動力做一個意味深長的注腳。
那一夜，跳進大鵬灣
持續20多年的逃港與“運動”、貧困糾纏在一起而愈演愈烈
突然有人說好像看見了手電筒光，本來還有些猶豫的人們於是“撲通、撲通”地都跳進了海裏。
陳香港一到水裏就有些後悔。陳香港的女朋友就是在這時候失蹤的。“她不太會游泳，本來要綁個汽油桶，結果有人說看見解放軍巡邏過來，她就直接跳進海裏了。”說到這裏，陳香港的神色有些黯然，“都是我非要偷渡，害死她了。”
1971年秋天的一個深夜，由4名知青、3名農民臨時組成的偷渡團體終於決定行動。最終只有4個人在今天香港黃竹角咀的地方上岸。若干年後，陳香港輾轉得知，還有一個人漂回了內地並被遣返。
不只是兩個失蹤者為這次逃港付出了代價。唯一一名成功偷渡的女性當時正來月事，冰冷的海水讓她終身無法生育。
回溯逃港者的歷史，1971年極其普通。既沒有上萬人的集體闖關，也沒有香港方面的“大赦”，甚至連內地一方都沒有佈置大規模的“反外逃”行動。但許多人的命運仍由此改變。
在雲南插隊的重慶知青陳香港，和同伴從公社偷來公章，給自己偽造了一封介紹信，然後跑到廣東，跳進了大鵬灣的冰冷海水。這一切只為了吃上飽飯，過上好日子。當然，那時候的他，還不叫“陳香港”。
16年後，當他移民美國時，決定用這個名字紀念這座城市以及這座城市帶給他的轉折。他說，那也是一種與過去的告別。
陳香港在香港的16年其實也有不堪回首的時候。在接受移民局詢問的時候，他甚至因為不會講廣東話而被認為不老實，被人用戒尺暴打。不過讀過書的陳香港會寫字，學英語也很快，結果當其他逃港者還在工地搬磚頭的時候，他已經能穿著白襯衫坐在碼頭公司的辦公室裏學記賬了。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逃港者故事，有傳奇、有常情，有痛苦、也有快樂，甚至還有個美好的小尾巴：陳香港最終娶到了一位“資本家”的女兒並移民美國。
“5月逃港潮”
從1952年到現在，一共有兩支部隊在粵港邊界駐紮過。先是隸屬于公安軍10師的守備30團於1952年2月上旬進駐寶安。到1969年，守備30團與珠海的守備6團換防，後者就是今天駐紮在深圳邊防一線的廣東公安邊防總隊六支隊的前身。
據當時在守備30團任參謀的葉騰芳回憶，解放初期，粵港邊界的情況十分緊張。港英方面宣佈：凡是有海水的地方都屬於香港管轄，甚至連深圳河也禁止內地人員涉足。
50年代，這條邊防線上還充滿了“敵我鬥爭”。葉騰芳津津樂道的一個故事是，我方人員潛入對面的山區抓捕臺灣派來的高級特工。
然而，這些傳奇很快就被洶湧的逃港潮所代替。1962年，30團進駐寶安的第10年，爆發了第一次大規模集體逃港事件。
事實上，在1962年“5月大逃港”之前的幾個月裏，從內地去往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急劇增加。到4月底，勢頭已經十分明顯。
就在這年5月2日，港英政府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搜查行動，除了被稱作“穿山甲”的巡邏郊野村莊的警員小組，一些便衣警員也被派到新界調查從內地偷渡來的非法入境者。
這一天香港警方的新聞公報中說，在上一個週末截獲了200多人，其中有12個孩子在山中藏了4天才有機會進入香港。
為了解決這些非法入境者的問題，被稱作移民局的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還專門成立了一個調查組，對他們進行審查。逃港者登記後，再到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請求簽證，由調查組認可，3 個月後就可以領取正式身份證。
像過去5年裏的很多時候一樣，港英政府覺得這一定是內地方面又興起了某個運動，導致逃港者暫時性增加。在5月的第一個10天，約有1萬逃港者在香港被捕，基本是廣東人。
到 5月11日，港報披露有2萬多人在梧桐山內地一側伺機入港，其中很多人就在這幾天已經嘗試偷渡了六七次，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甚至請英國的情報機關M15即 所謂“軍情五處”予以協助。當時的港督柏立基則公開表示，英國政府對這種大規模的逃港事件也十分疑惑，要求香港方面進行詳細報告。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更加洶湧的逃港人潮即將到來。
“水銀瀉地”——香港《明報》這樣形容1962年5月的逃港者。從沙頭角、打鼓嶺到落馬洲，一個上午就有上千名逃港者被港英軍警截獲。
香港與內地的陸地邊界東部是梧桐山，中西部是深圳河流經的平原。陸地的西面是深圳灣，梧桐山東面則是大鵬灣。
逃港者引起了香港媒體的關注。當時作為幾家報社撰稿人的陳強生在回憶錄裏說，越境比較多的是深圳河附近的平原。許多人白天趴在香港這邊的鐵絲網下邊。到了晚上，有的人從鐵絲網上攀爬，有的在鐵絲網下邊打開一個洞鑽過來。
港英軍警每50英尺就設立一個哨位，並且將警戒線向內地一側推進了幾百米，仍無法阻擋大量逃港者。
5月13日，港英政府宣佈暫停發放所謂“人情紙”，所有偷渡入境者在邊界被截獲後立即遣返。
15日，偷渡抵港者達到了歷史最高峰。香港軍警從早上到中午截獲了約3000人，還有數量不相上下的逃港者進入市區。
直到5月20日以後，逃港潮才有所平息，但每日仍有三四千人。還發生了被遣返者跳車自殺的事件。
大規模逃港人群減少後，港英政府除了查捕隱匿民間的逃港者外，再次宣佈逃港者經登記審查可獲得身份證。結果這個消息又在內地掀起風波，造成6月大批群眾沖入廣州火車站，即今白雲路舊火車站，釀成著名的“廣州站”事件。
漁船被合作社收走了
其實50年代初的廣東不乏欣欣向榮的圖景。大量愛國華僑經香港回國，參與新中國的建設。在農村，農民由土改獲得了田地。40年代末跑去香港的窮人階層都在打聽在內地發生的變化。
1953年是個特殊的年頭，全廣東開始社會主義改造。它的核心是成立漁業生產合作社。漁業生產合作社使生產得到了促進，卻讓剛剛得到個人漁船的漁民不滿。
到50年代末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發展。1957年，中共寶安縣委通過《關於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制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准開荒，不准棄農經商，不准投機買賣。
規定還要求，“男全勞動力”一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以徹底堵塞資本主義漏洞”。
而在廣東沿海，副業、貿易是農民生存的根本。當時寶安縣委的報告說，當地50%的戶數走私，20%依靠走私為生。務農的農民其副業收入已占50%，這些副業主要是把蔬菜和水果賣到香港去，“5月荔枝水，7月芋頭水”。
事實上，這時所謂的“走私”，就是漁民的小額貿易。在海豐縣的一個鎮，因“走私”不到半年間抓了160人，有一個合作社的勞動力一半以上都被抓走了。
中 共港澳工委辦公室1958年的一個彙報資料說，當年6月至9月珠海縣漁民駛出漁船200多條，只有100多條返回。“魚蝦不能拿到澳門賣，收入減少”。勞 動力弱的人，完成指標有困難。許多漁民認為，漁民與工人、農民不同，漁民是靠天打撈，不能完成生產任務，就不吃不睡也沒法有收入。
另一方面，漁民們說，“小船改大船，大船改機船，漁船入了水，自己就沒有漁船”。而且全部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存入銀行。
然而，集中生產並沒有使糧食產量得到提高，甚至開始下降。在寶安縣的新民鄉，840畝水稻中減產的有250畝，新南鄉則因果樹無人管理，損害嚴重，損失2萬多元。
廣東省委邊防口岸辦公室的一則反偷渡彙報材料在最後也小心翼翼地提到，廣東人喜歡吃糖，能不能考慮增加按月下發的食糖，或者在最需要的季節集中供應。
跑出去的幹部
根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辦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彙報提綱》，從1954年到1978年，廣東全省共發生偷渡外逃56萬多人次，逃出14萬多人。
其中，1962年外逃11.7萬人，逃出近4萬人。1978年外逃7.9萬人，逃出1.8萬人。1979年前5個月外逃11.9萬人，逃出2.9萬人。
持續20多年的逃港與“運動”、貧困糾纏在一起，讓廣東沿海瀕臨崩潰。
1978年，在寶安的鹽田公社，有兩個漁業合作社因漁船破損無法修補，根本無法出海生產。漁民只好靠打石頭、為外地漁民修補漁為生。附近龍崗東新鄉一個公社有一次召開團員青年大會，本來人數有100多人，只到了25人，在會議中又走了6個。
惠東縣澳頭公社一個大隊黨支部6個委員，只有一個女委員沒去香港。大隊本來有23艘漁船，被逃港者開走了21艘，剩下2艘還壞得不能下海，完全沒法組織生產。
海豐縣的一個公社，雖然還有6000多人、1000多勞動力，但是漁船幾乎都被開去香港，剩下的人沒法生產，也想逃港。
在中山縣三廂公社，一個生產隊隊長和出納、民兵排長等7個人組織社員分批偷渡，並在社員家殺豬聚餐告別。這個公社的另一個生產隊裏，30歲上下的男人只剩下一名。
1979年春天，粵港邊界地區有100多個生產隊因勞動力流失、幹部外逃沒有播種。
重新解密的檔案
其實到70年代末，逃港者已與過去大不相同。
廣東省文教部門的一則彙報材料說，1978年前後，全省職文教系統經批准去香港的教授、副教授、主治醫師乃至一般醫護技術人員有上千人，其中大量人員逾期不歸。當時廣東省心血管病研究所一位姓丘的副所長批准去港逾期不歸，對省內的心血管病研究都造成很大影響。
惠陽縣淡水中學，將近30%的教職工、18%的學生有過外逃行為。外逃被遣返的學生說，逃港是因為對前途不放心。
另一方面，經過10多年的動盪，從粵港邊界這個“出口”跑出去的已經不只是廣東人。陳香港在雲南插隊，一到那裏就聽說了兩個去處：一個是去緬甸打遊擊，一個是去香港過好日子。“那時候大家腦子不那麼狂熱了，都想去香港。”
按照後來廣東省委負責人向中央的彙報，除了西藏、新疆，全國各地都有人從廣東逃港。
到今天，對20多年間逃港者的統計依然沒有確切的說法。
深圳市寶安區曾在前兩年解密了一批與逃港者有關的歷史檔案。但當本刊記者去查詢時，卻被查詢台的工作人員告之正在“重新解密”，原因就是這些檔案公開後，“寫得太多了”。
習仲勳的對策
就在特區條例公佈幾天後，逃港者驟然減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樹林中、深圳河邊的草叢裏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間都消失了
“習仲勳問我，怎麼外逃那麼多人？我說，香港比這邊好！”
“習仲勳又問我香港怎麼好？我說到香港分配多，還能買到東西！”
“習仲勳就不高興了，說，你怎麼能這麼講，你是什麼出身？我說我家三代貧農。”幾十年後回憶起這一幕時，文富祥也說不清為什麼會有這麼大勇氣和省委書記頂嘴。
1978年初夏，寶安縣委黨校一個普通的房間裏，新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找外逃嚴重地區的幹部集體談話，福永公社鳳凰大隊書記文富祥的發言讓人們大吃一驚。
鳳凰大隊位於深圳鳳凰山腳下，村子裏的人都姓文，是文天祥的後裔。文富祥幾年前接受當地記者採訪時，他們從小時就聽老人家說，自己的祖先是文丞相，要講忠義。
“開始我還跟年輕人說，別的村可以去香港，我們村不行！但是攔不住啊，都是窮逼的。”他說，當時全大隊幾乎家家想逃港，有時候早上就突然沒有青年勞動力出來上工了，兩三天后才會陸續有人從邊防被堵回來。
在這次接受記者採訪後不久，文富祥就去世了。不過這時巨變早已發生。
鳳凰大隊已不再是農村，並且分成兩個新的社區。而在距離鳳凰村幾十公里的地方、過去成為逃港焦點的邊防區，習仲勳力主建立的特區已經成為中國最為富有的城市之一，並吸引著當初的逃港者從深圳河那邊歸來。
初到寶安，勸導偷渡者
1978年7月，抵粵主政3個月的習仲勳第一次來到寶安。根據寶安縣委《關於偷渡外逃情況的報告》，1952年後的25年間，寶安縣有40598人逃港，約占全縣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時任寶安縣委副書記、縣革委會副主任的李定當時正在蓮塘蹲點，他告訴本刊記者，當時在蓮塘這樣的邊界地區，土地幾乎都已拋荒，經常在整個村子都看不到青年男子。
習仲勳穿著一雙布鞋沿著深圳河走了下來，在羅湖的一個收容所裏，他還勸導偷渡者，向他們講解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走到沙頭角，兩鬢花白的習仲勳站在“中英街”的界碑旁。他看到，街道那邊人潮湧動，商店裏擺滿了五顏六色的商品，內地這邊卻一片蕭條。
他對寶安縣委書記方苞說，沒想到解放那麼長時間，香港那邊很繁榮，內地這邊卻仍然破破爛爛。
視察收尾時，習仲勳向寶安縣的幹部們講話。“一條街兩個世界，他們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很荒涼，怎麼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一定要想辦法把沙頭角發展起來。”
習仲勳這時講了讓方苞、李定等人記憶深刻的觀點：制止群眾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
這一年的盛夏，出生在西北的習仲勳在南方炎熱的酷暑中接連走了23個縣。
就在這個夏天，外逃愈演愈烈。根據《1978年9月5日廣東省公安廳關於當前我省偷渡外逃嚴重的情況報告》顯示，當年8月，廣東全省就發現外逃6709人，逃出1814人，是1962年5月後人數最多的一個月份。
習仲勳後來在珠海的反偷渡外逃會議上說，他和廣東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寇慶延到惠陽，那裏到處都是被收容、遣送人員。這些人到了樟木頭，下汽車後就一哄而散。6000人跑了4000多。這4000多人又繼續結夥外逃。
洶湧的逃港者成為65歲的習仲勳主政廣東後需要解決的大問題。
生活問題很重要
就在這次反偷渡會議上，就逃港的性質和原因曾一度出現尖銳的爭論：到底是政治原因還是經濟原因。但李定說，基層幹部都明白，外逃的原因就是窮，只是過去沒人敢在高級別的會議上說出來。
後來過了很多年，他們才瞭解到，鄧小平在1977年到廣東視察時就講明：“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1979年初，楊尚昆也來到了廣東，出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等職。他和習仲勳在延安時期就很熟悉。
楊尚昆下去調研的第一站到了佛山。和習仲勳一樣，他對“文革”後的民生凋敝痛心疾首：“把我們的國家搞得混亂不堪，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現在還有百分之幾的人吃不飽，有的地方甚至還有賣兒賣女、大量逃荒的，國家搞成這樣，令人痛心。”
楊 尚昆同樣要求地方幹部把生產搞上去：“現在最苦的是農民，首先是讓農民喘喘氣，休養生息。要想盡一切辦法，克服困難，首先把農業搞上去，爭取農業大豐收，讓人民吃飽肚子。”整整10天，楊尚昆先後前往佛山、順德、中山、珠海、斗門、臺山和新會等縣，向社隊幹部和農民瞭解情況。
持續的偷渡外逃引起了中央的重視。1979年6月10日開始，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集會議，研究廣東反偷渡外逃問題。
代表廣東省委彙報的寇慶延最後請中央指示。李先念說：總的是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要發展生產。再就是要懲辦一些，這是輔助手段。“生活問題很重要，生活不安定，你想堵也堵不住。所以要發展生產，才能安定人心。”這些話記錄在編號為“粵辦字〔1979〕58號”的文件裏。
中央的思想傳達到廣東，與習仲勳、楊尚昆想法不謀而合。在惠陽地委的反偷渡外逃會上，習仲勳對大家說，偷渡要治本，首先就是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產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與香港那邊還有相當差距，也可以穩定人心，大大減少外逃。
這個講話隨後被印發到廣東省各地政府，成為調整反外逃政策的根據之一。
發展生產第一個是調整種植計畫。1979年秋，剛剛成立的深圳市得到省政府指示，在糧食自給的前提下，可適當調減糧食種植面積。
結果只用了兩年時間，全市就挖了7萬畝魚塘，改種7萬畝蔬菜田，是原來的10倍。農民不僅減少了負擔，還增加了現金收入。
那時分管寶安財貿工作的李定說，他本想帶著蓮塘的幹部養雞，但超過5只就是資本主義。“這邊不行，我們就去新界養雞。”
雖 然農民都可以憑《過界耕作證》進入香港，但是必須早進晚歸。李定就把分管政法的省委常委寇慶延請到蓮塘的大隊辦公室，說要在新界建個養雞場，靠生產治外逃。他希望寇慶延給個政策，允許20個養雞場工人長期留在新界，“你要是同意，這20個人就留住了；你要不同意，我這20個人就是逃港了。”
寇慶延當場在李定的報告上簽了字。李定就帶人在新界搞了20萬隻的養雞場，規模當時在全國都是罕見的。
廣東當時另一個新措施就是“五定一獎”，即定勞動、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產量，超產獎勵的生產責任制，
在這種體制中，勞動力越多的農戶發展就越快，過去靠逃港寄錢養家的家庭慢慢沒有了優勢。很多父母就叫逃港的孩子回來種地搞養殖。
當時橫崗鎮有個姓鐘的宣傳典型。她的兩個兒子都外逃到香港，後來因為磨豆腐、養豬、養雞，勞力不夠，就把兒子叫了回來，最後一家就養了一萬多隻雞。
李定說，到1983年前後，回鄉定居搞種養的外逃農村青年多了起來。
樹林裏的人沒了
在1978年的荒蕪和紛亂中，寶安的兩個地方引起了習仲勳的注意。一個是福田公社漁農生產隊。這裏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但是1975年後搞對港小額貿易、挖魚塘，再沒有一個人外逃。
另一個地方就是擁有“中英街”的沙頭角鎮。1949年後這裏外逃了1053人，到1978年上半年還外逃近100人。但是從1978年下半年開始，沙頭角開展來料加工、對港小額貿易，不僅沒有人外逃，還有幾戶全家逃港者要回來。
習仲勳經常向地方幹部講起這兩個地方：只有搞好生產，才能制止外逃。而在土地沙化嚴重的海濱地區，發展對外貿易、“三來一補”成為習仲勳的選擇。
早在1978年夏天，中央派到港澳地區考察的代表團返回。他們在廣州先向習仲勳等廣東省黨政負責人詳細介紹了港澳地區的情況。
大受啟發的廣東省革委會不久就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其中提出最遲五年內要在寶安、珠海兩地建立外貿基地。
這一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對外開放被明確提出。
1979年1月的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宣講了中央精神。會議最後明確提出，要利用廣東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補償貿易，搞加工裝配，搞合作經營。
當時的廣東省委已有共識：廣東的面積超過歐洲一些大國，地理環境、人文條件都有潛在優勢，如果中央給予一定的自主權，發展經濟並不難。
這次會議“確認根本的出路還是希望中央給廣東放權，抓住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讓廣東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在四化建設中先行一步”。
當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更多權力，在深圳、珠海劃出兩個地方單獨管理，作為外部資金投資的場所，並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
1999年，習仲勳在接受《鄧小平理論與廣東實踐》攝製組採訪時講到了鄧小平的回應：“鄧小平當時還鼓勵我們，要大膽實踐，並將廣東準備在深圳、珠海、汕頭辦的貿易合作區，定名為特區。”
鄧小平就在這時說了那句著名的話：“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8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正式誕生。後任深圳市政府秘書長的李定說，就在特區條例公佈幾天後，逃港者驟然減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樹林中、深圳河邊的草叢裏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間都消失了。
兩個月後，習仲勳、楊尚昆調回中央工作。此時，無論對於逃港者、深圳還是整個中國，另一番天地都已展開
逃港者歸來
90年代中期曾有港報估計，至少有2萬名東莞籍港人先後到內地投資經商，其中可能有一多半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逃港者或者他們的後人
1979年的春天，虎門龍眼村的祠堂裏熱鬧了起來。看見有人抬機器進去，上了歲數的老人不禁抱怨了起來，怎麼又大煉鋼鐵了，而且還是在祠堂裏。
沒多久，人們在祠堂門口還看見了早年逃港的張明、張細兄弟。不過他們不是被五花大綁遣送回來的，而是西裝革履，還和村支隊張旭森一起談笑風生。
終於有一天，祠堂門口掛出了龍眼發具廠的牌子。原來祠堂後院安裝的設備並是生產假髮的。張氏兄弟就是假髮廠的老闆。
若干年後，當廣東省整理改革開放的諸多線索時，確認龍眼假髮廠是全省第一家落戶農村的“三來一補”企業。進而推之，乃是中國農村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
張旭森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那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還沒有逐級下達到龍眼村，但是社會上已經傳出了大變革的消息。
封閉了30年的國家終於開放，逃港者也迎來重歸之日。
想賺錢的逃港者
1978年的廣交會有些特殊：南廣場的語錄牆被拆掉了。
不過，張明當時並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他和許多港商一樣，仍對巡邏的民警有些“敏感”。16年前的1962年，家徒四壁的張明渡海外逃到香港，成為幾十萬逃港者中的一個。
現在，龍眼村上了年紀的老人還記得這個破產地主的兒子。50年代初的運動中，張家最後一些土地和財產被集中到公社，一大家子裏的兄弟幾個天天扛著鋤頭種地。
1978年，張明的弟弟張細在逃港大潮中又偷渡去了香港。此時，張明經過10多年打拼，已經在香港開了家有點規模的張氏發具廠。
不過這個時候，香港的製造業已經遭遇瓶頸。張細說回內地開工廠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當時香港勞動力資源非常缺乏，而用機器生產成本高，品質也不好。
而張細在去香港時，廣東地方上已經傳出了一些風聲。張家一個在東莞進出口公司工作的親戚告訴兄弟倆，省裏領導想加大進出口力度，讓香港人到內地投資，搞來料加工。
張家兄弟商量了一下，決定利用廣交會的機會回來探探風聲。
張明到了內地，果然聽說了政策鬆動的消息，這時反而拿不定主意：回來投資建廠，人工成本低，地皮幾乎不用花錢，只要辦起來肯定能賺錢；但是政府只是說要建外貿基地，並沒有“赦免”他的外逃者身份。如果追究起來，不僅吃苦十幾年換來的好生活沒有了，可能還會做牢。
躊躇了許久，他打電話給老家的村支隊張旭森“問政策”。
張旭森告訴記者，當時心裏是希望張明這些人回來投資的，開會討論的時候，大多數幹部也很贊同。這個時候，虎門鎮上已經有了中國第一家合資的“三來一補”企業太平手袋廠。
不過終究沒有檔肯定，允許外逃的人回來公開搞工廠。而且農村能不能搞，剛經過了20多年“運動”的人們心裏都沒底。
“走資派”找來了“地主加外逃犯”
1979年初，張旭森寫了個材料去找虎門公社書記黎桂康，希望得到支持。打電話到公社，說黎桂康去廣州開會了。
張旭森準備了點乾糧，坐了一天車趕到廣東省委黨校，沒想到黎桂康開的會就是學習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省委正鼓勵各地幹部搞來料加工。
張旭森連忙回到龍眼，籌措具體開工廠事宜。找到貿易局，貿易局局長也很高興。
不過這個時候，張明還是擔心。廣交會是一個特殊場合，並不代表自己回虎門也不會被抓。
勸了許久，張氏兄弟終於同意在靠近邊界的寶安見面。又解釋了很長時間，張旭森再三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當年的逃港者才同意回龍眼村看一看。
這一年的春季廣交會上，展館內的語錄標語降到了12條，而1966年時有2673條。展館周圍的50個大牌子也被分給各個外貿總公司，分別做了輪胎、衣服等商品廣告。
由於參會外商太多，廣州涉外賓館爆滿，結果在各大賓館的草坪、大堂都睡著採購商，這令當時的廣東省領導大為惱火。從第二年起，廣交會專門為此設立了訂房小組。
向 省裏報批建廠手續異乎尋常地順利。1979年夏天，張家兄弟得到了編號為“東輕工 (1979)02、03、04”三個檔，允許他們在虎門以及東莞的其他兩個地方開設發具廠、漂染廠和電器廠，生產假髮、電梳子，形成發具生產“一條龍 ”。率先投產的龍眼假髮廠，就這樣在中國的30年改革開放史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筆。
但是張家兄弟的回歸，在龍眼乃至整個虎門、東莞還是引起了不小的風波。
張旭森說，當時還有幹部堅持張家兄弟是“地主加外逃犯”的身份。那時一邊開放、一邊搞反偷渡，卻讓逃港回來的老闆“剝削”群眾，這讓許多老百姓想不明白。
開會的時候，黎桂康、張旭森被公開指責為“走資派”。
不過，沒有人來龍眼村抓“地主加外逃犯”去坐牢，“走資派”還當著公社書記、村支書，龍眼假髮廠紅紅火火地開了下去。
逃港者帶來5萬元集體收入
在建廠初期，村民到祠堂取了原料回家手工製作，計件後月底來拿報酬，一般每戶每個月都可以從龍眼假髮廠拿到三四百元，相當於過去一年的收入。龍眼發具廠的產品則經過香港出口到北美。
讓張旭森記憶猶新的是，他在龍眼發具廠第一次看到了“按勞取酬”的分配模式。一個月下來，工人之間工資可能會相差一半。
1979年，龍眼村第一次有了集體收入——5萬元。到2004年，村經濟的淨資產達到7.4億元。這些都得益於1979年後越來越多的外來企業。
龍眼發具廠首先帶來了它的供應商，其中幾家是張明直接介紹到龍眼的。現在全村已有外資企業100多家，還帶動了村民營企業80多家。雇傭了4萬多名工人，而本地原住人口不過2000多人。
從1978到1993年，龍眼村共引進“三來一補”企業1100多家。
張細現在是香港東莞同鄉會會長，他表示目前在香港的東莞人有80多萬。90年代中期曾有港報估計，至少有2萬名東莞籍港人先後到內地投資經商，其中可能有一多半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逃港者或者他們的後人。
張旭森前兩年退了下來。20多年間他接待了上千位前來洽談投資的香港人、臺灣人，包括從東莞、虎門外逃出去的香港人。“龍眼村出去的，現在大多數生活還是不如我們，不過他們不好意思回來。”現在龍眼村每年給村民分配的社會福利等開支都超過2000萬。
太平手袋廠在1996年倒閉，更名為海龍美髮用品廠的龍眼發具廠，卻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假髮生產企業。
不過最近幾年，受大的經濟形勢影響，龍眼發具廠和其他東莞的“三來一補”企業都遭遇了困難，特別是龍眼村的3平方公里土地已所剩無幾，都變成了林立的廠房。
30年後，逃港者和他們的鄉親們在等待著新的機遇。
香港：40萬人的角色
考察香港“黃金20年”的歷程，逃港者扮演了一個不可替代的角色
一張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的統計表，記錄著1970年至1980年間內地非法移民的數字。
1970年，3416人；1974年，19800人；1979年，192766人；1980年，150089人。10年間一共447695人，其中261447人符合當時留港居住條件。這是自1949年以來，香港迎接的第三波大規模逃港潮。
上一次逃港潮由1959年開始，至1962年達到頂峰。其間至少有14.2萬名內地人非法進入香港。除了1962年“5月大逃港”高峰期的逃港者被立即遣返，其他人幾乎都獲得了合法身份。
比上世紀50年代末更早，人們記憶中的大規模逃港是1949年至1952年。《香港年報》記載，戰亂使超過75萬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居民湧入香港。
換句話說，在1952年至1980年，兩次逃港潮中有約60萬逃港者越過戒備森嚴的邊界進入香港，其中約40萬人獲准在港合法定居。
到了1981年，逃港者的數字出現了性轉折：全年只有7530名非法越境者被香港當局截獲，1690人在邊界以外的地區被發現。
一連串波峰浪穀的數字背後，是深圳河兩岸30年的變化與起伏。
想不想去香港
旺角，香港最為繁華的商業區。而在1950年，彌敦道以西還都是大海，海岸線就位於今天的新填地街。當時的旺角是工業區，滿眼都是棉織廠、制煙廠和穿著粗布衣的工人。
50年代初期的香港正承受著經濟衰退的衝擊：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禁運導致了轉口貿易萎縮，失業大幅上升，非技術性工人在香港的生活水準與內地基本持平。
在1952年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地進入香港的人數都比較穩定。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的資料，從1954年到1959年，整個香港入境人口與出境人口的差額，還由59781人下降到27801人。
直到50年代末，逃港者洶湧而來。
香 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邵善波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年非法入境的原因有政治、經濟因素，包括家庭理由，以經濟、家庭為主。在他看來，1962年 香港出現大規模移民潮，也是由於內地因天災出現大饑荒而致。他援引80年代的資料：單是 1962年就有約20萬人逃來香港。
而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廖柏偉查詢的資料比較保守：1959年至1962年共14.2萬人非法進入香港。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的資料，香港總人口就在這個期間跨過了300萬大關，當時出生於內地的人口比重超過50%。每兩個香港人中，就有一個來自內地。
從1963年開始，香港連續4年，出境人口多於入境人口。而此時的內地，正是1963年至196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1966年“文革”興起，其後兩年香港入境人口再次超過出境人口。
“抵壘”香港
六七十年代內地居民不斷逃港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港英政府對逃港者幾乎來者不拒。
當時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在高層授意下行使“酌情權”，可以在法條以外允許逃港者在港居住。結果只要到香港政府登記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留在香港定居。換句話說，只要躲過內地一方的攔截，即使被香港員警抓到，也是成功逃港。
到1962年“5月大逃港”，港英當局曾臨時性暫停該政策。邵善波認為，港英政府歷次調整入境政策，都與當時逃港者帶來的壓力有關。
1972年開始，逃港者再次明顯增加。到1974年已是1970年的5倍以上。於是港英政府又開始實施一種被稱為“抵壘”的政策。
“抵壘”政策的核心是：非法入境者如果能躲過香港邊界攔截，進入市區得到居住場所，或與親人見面，都可以在香港定居。被攔截者則遣返內地。
“抵壘”本是壘球用語，球員只要能及時碰及壘圈，就不用離開出局。由於這個政策，整個70年代的近45萬名逃港者中，有超過26萬人獲准留下。
1978年，有11233人成功“抵壘”，另外8205人在香港一側的邊界地區被截獲。1979年，102826人“抵壘”，另有89940人被遣返。1980年67964人成功。其中八九月間有5萬人進入香港，有一半“抵壘”。
10月23日，不堪重負的香港政府終於宣佈取消“抵壘”政策。此前已抵港的逃港者在3天內進行登記即可獲得香港身份證。
消息公佈後，金鐘道華人延期居留辦事處擠滿了登記者。許多內地人趕在這三天偷逃到香港，甚至還有香港人頂替在內地的兄弟姐妹去登記。
26日零點，仍有大批逃港者在門外等待登記。關門一刻，不少人失聲痛哭。以後很多天，還有很多不懂廣東話的逃港者和住在偏僻山中的人剛剛得到消息，趕了過來。
“抵壘”政策的取消，代表著港英政府向逃港者敞開了數十年的大門徹底關閉。
也就是從這時起，香港員警被授權在街頭檢查身份證，而居民出門也必須攜帶身份證明。
1980年的另一個轉折是，內地亦於此時全面啟動改革開放。種種因素之下，逃港潮開始降溫，來港者也更多是因為與家人團聚。
此後雖然仍有反復，但持續了30年的逃港潮已接近尾聲。
逃港者的利與弊
今天走在旺角、尖沙咀鬧市街頭，隨處都可以打聽到有關逃港者的故事。大多數上了年紀的香港人都來自內地，從福建到廣西，包括整個東、南部沿海。這些年齡約在五六十歲的老者大多住在公屋集中的地方，很少擁有中高檔私人住宅。
1972年，港英政府為了改善因人口大量湧入而不斷惡化的居住條件，宣佈實施“十年房屋計畫”：使貧民窟和木屋區的人口在十年內遷入公共房屋。“公屋”租金僅為市場價格的五分之一。另外就是建造“居者有其屋”，即所謂“居屋”，大體相當於今天內地的經濟適用房。
人口負擔增加的另一面，是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出現。
根據邵善波查詢的結果，在1975年至1980年間成功進入香港境內的逃港者中，81%以上是農民，其次是學生和工人。醫生、護士、教師等技術人員合計不到0.3%。
廉價勞動力恰恰適應了當時香港製造業興起的需要。
根據香港經濟學家饒美蛟的統計，1973年香港勞動密集型工業產值占製造業總產值的93.5%。到1978年，這個比例仍達到91.9%。
直到70年代末，雖然人口已接近飽和，但香港勞動力仍然不足，導致工資水準逐年提高。彼時香港的工資水準僅低於日本，列亞洲第二位。
香港著名學者盧受采在所著的《香港經濟史》中談到，“新移民中的成年人來港後，立即成為有用的勞動力。他們中的少年移民和移民引起的出生率急速上升，也使勞動力隊伍不斷得到補充”。
邵善波曾就香港的人口政策及入境政策進行了長期研究。他說，內地移民為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發展提供了廉價勞動力是事實。不過80年代後，“非法”移民問題已不再突出。到90年代，香港下層勞動力較多，卻變成了需要應對的社會問題。
邊防一線的30年
沒有了鐵絲網，逃港者更少了
伶仃洋東，大鵬灣西，有著也許是中國最為特殊的一條邊防線。
比如，它是中國最名副其實的“邊防一線”。
1982年6月，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特區與非特區之間建立特區管理線，設置邊防聯合檢查站，被稱作粵港邊防“二線”。原來的粵港邊防即被稱作“一線”。
“1969年我們的部隊到這裏時，‘一線’東起南澳葵沖，西至寶安固戍長達260多公里。”廣東公安邊防六支隊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1988年“一線”改為鹽田避風塘到南頭大新碼頭，近70公里。後來大面積填海又使70公里變為現在的83.1公里。
與變化的邊防線長度相比，1978年對於粵港邊防“一線”是一個更大的轉折：持續20多年的逃港潮在這時達到頂峰，然後迅速跌落。
2000年以後，在深圳灣、大鵬灣這些當初逃港者入海的地方，邊防部隊拆除了鐵絲網，建設了濱海棧道。
30年來也有些東西沒有變化：對面新界的群山，以及中英街上香港一側矮小的門市房。
緊張的邊防線
1987年，劉柏林到深圳服役的第三年，爆發了最後一次較大的集體逃港事件。
“大白天的老百姓就從草叢裏往邊界跑，那時候戰士不能開槍啊，就上去攔。抓住一個，可是跑出去好幾個。”現任邊防六支隊大隊長的劉柏林說，逃港者並不在乎警告，用一個詞形容就是“明目張膽”。
這次被稱做“6.20”事件的大逃港，與其說是過去逃港潮的延續，不如說是30年逃港潮的終結。當時謠傳英方將大赦三天，非法入境者都可獲准成為香港居民。由於此前7年港英政府一直將所有偷渡者遣返，所有有著“跑過去”想法的人都把它看作最後一個機會。
這一年，香港方面一共只截獲了2萬多名逃港者。這與70年代末動輒十數萬人的數字相比，已經大大降低了。
70年代末的羅湖，滿是魚塘和草叢，甚至無法佈置鐵絲網。沒有辦法，邊防部隊就種植了劍麻作為阻礙，邊防戰士則站在魚塘的圍堰上值勤。
“對於偷渡，單純靠攔截是很難的。”在粵港邊防幹了了20多年的劉柏林說。
深圳河最寬的地方也不過三四十米，成年男子不用一分鐘就可以遊到對面。而在梧桐山中的伯公坳，內地一方居高臨下，幾米外就是香港的打鼓嶺，助跑幾步就可以跳過去。
沿伯公坳西側的一道峽谷就是內地、香港的邊界，鐵絲網就在濃密的樹林中。這一片山中至今還有蟒蛇和野豬。如果一個人跑進去，幾百人都很難找到。
就是在這樣的地形條件中，邊防六支隊執行著攔截逃港者的任務，一次又一次經受著人群的衝擊。在70年代逃港潮最猛烈的時候，邊防六支隊是一個加強團的編制，全線一天抓到幾百個逃港者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開放的邊防公路
變化是從80年代開始顯現出來的。
今天從深圳濱河大道經過，可以看到路南有一道綿延的鐵柵欄圍牆，牆那邊是靜靜的河流和綠油油的山脈。這個看起來像公園的地方其實就是邊防區，那條靜靜的小河就是深圳河。從濱河大道到河邊，最近處不過20米。
深圳發展的30年，其實就是邊防不斷“貢獻”的30年。
“深圳建特區，核心地帶就是我們這一條邊防區。”六支隊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今天深圳地王大廈的位置當初就是六支隊的指揮部，世界之窗裏埃菲爾鐵塔的位置則是四中隊的營房。因為城市發展要土地，邊防區就不斷壓縮、前移。後來濱海大道建成，邊防巡邏路有的前移了幾公里。
梧桐山裏原來只有一條道路，就是邊防公路。特區建成後，修了一條梧桐山隧道連接鹽田與市中心。後來人流、車流增加，梧桐山隧道不堪重負。2000年前後，地方政府找到六支隊，希望開放邊防公路。
2002年底，邊防公路擴建成的梧桐山盤山公路通車，當初嫌鹽田偏僻的工廠又搬了回來，區外市民到鹽田買房的比例也上升到10%。
邊防的開放源自逃港者的減少。到90年代，每年逃港者已經下降到幾千人。“我們詢問那些外逃的，沒有一個是踏實在家務農或者進城打工的。”劉柏林說，前些年曾經抓到一個20多歲的偷渡者，他覺得在農村種地苦就跑到深圳打工。沒過幾個月嫌賺錢少，就打算去香港發大財。
逃港者少了，80年代起入境的港商、台商多了。“過去他們怕部隊怕得要死，你叫一聲，他就規規矩矩地站在那一動不動。”劉柏林說，早些年邊防部隊的形象很“硬”。
“現在不行了，不管香港人還是內地人，走到邊防區裏也不怕當兵的，我們還得態度特別好地解釋他進入禁區了，請他離開。”劉柏林說現在講究的是文明執法。
1997年香港回歸後，邊界兩側的關係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六支隊又與香港特區警方建立了聯勤互動機制，每週雙方碰面，還共用視頻監控、通訊聯絡。
前些年，有一次香港特區方面因為重大活動抽調警力，邊界上幾乎都走空了。整條邊防線幾乎只有內地這邊在值勤，防止各種偷渡和走私。
六支隊的幹部說，對於一個國家的兩個部分來說，哪一邊值勤都放心。
兩道消失的鐵絲網
深 圳特區的兩道邊防線圍成了一個橢圓形，東西長、南北短。位於東側一端的就是鹽田區。由於這裏一二線間的距離比較短，當初也是邊防最緊張的地方。站在沙河入海口北岸，對面香港的細鴨洲、羅盆穀清晰可見。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就是從這裏抱著空汽油桶，一直漂到香港。
雖然依山面海，但由於前有一線、後有二線，鹽田的老百姓上不得山、下不得海。大鵬灣邊的海潤園是沙頭角最大、最豪華的居民區，有4000多名香港居民住在這裏。社區門前剛好是邊防路，結果他們住著“海景房”卻走不到海邊。
2007年2月1日，邊防部隊將沿海邊防區的鐵絲網全部拆除，在2.5公里長的海岸邊修了一條木制棧道。從俄羅斯購買的“明思克”航母就停在這裏，成為中國最著名的主題公園。
現在站在棧道上，還可以看到海面上香港方面的巡邏艇。而花叢邊的提示牌仍警告遊客這裏是粵港邊防“一線”。
棧道上巡邏的軍人也不再攜帶長槍，如果不是綠色的制服，他們看起來就和城市裏的普通民警一樣。在這裏駐防的六支隊十四中隊幹部告訴本刊記者，這裏還是設置了紅外線設備，一旦有人入海哨所就會得到警報。
哨所看起來就就像公園裏的小商店，如果沒有人指引很難識別。居民說，這一帶的房子已經賣到了3萬多元一平方米。
2007年，邊防六支隊拆除的另一大段鐵絲網是在中國最小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紅樹林自然保護區。這塊368公頃的保護區全部位於邊防區內。現在為了維持生態，邊防部隊晚上從不把探照燈投射到紅樹林裏。取得代之的，是加大徒步巡邏頻率。
這片紅樹林生在深圳灣大海與陸地接壤的地方，遙望香港的沙橋。由於植物茂密、地形複雜，當年也是逃港者入海最多的地方之一。
六支隊的幹部說，變化最大的還有中英街。當年幾百米的街上最多時有47家金店，一個店員最多時一天開出30多萬的貨單。因為經受住了走私者的利益誘惑，“沙頭角模範中隊”與“南京路上好八連”一樣聞名全國。
然而現在走在中英街上，香港一側矮小的店面與內地一側的商廈相比，落差明顯。相同的只是兩邊的店面大多關著門，街上行人寥寥。
走近中英街橋頭關口的時候，可以看到一些人拎著塑膠袋等在那裏。邊防部隊的幹部說，這些人都是“水客”。看了看，塑膠袋裏都是兒童奶等食品。
偷渡回來的逃港者
現在，再沒有蜂擁的逃港者。但是對於邊防部隊來講任務卻更重了。
“過去就是跑了幾百人，可能都是老百姓，去香港就是為了打工吃飯。現在不一樣了，即使非法出入境一個人，也可能是巨大的隱患。”在羅湖口岸附近駐防的六支隊八中隊指導員劉明新說，隨著中國的開放和國際化，邊防面臨著新的考驗，特別是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
包括十三中隊駐防的中英街，雖然走私者少了，但是有幾個出入口的小鎮還是容易引來別有用心者。
今年以來，八中隊已經抓獲25名非法越界者，占全總隊的9%。在奧運前後，整條邊防線幾乎全員上崗。
從2000年前後開始，六支隊截獲的外國逃港者多了起來，他們大多來自東南亞國家。劉明新說，這些人大多受蛇頭組織，許多人是愛滋病、肝炎患者，因為聽說香港治病免費就想跑過去。
後來邊防部隊聽說，這些人到香港市區後就在鬧市拿出刀來，主動讓員警抓他。“進香港監獄先治病，勞動再給報酬。”劉明新說，他們在香港的監獄呆幾年後就拿著幾千港幣高高興興地被遣返。
這些故事，總讓邊防支隊裏上了歲數的幹部們唏噓不已——如果不是30年來的改革與開放，內地的逃港者又會變成什麼樣？
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許多逃港者卻從粵港邊防偷渡回內地。“他們沒賺到錢，聽說深圳這邊公社、大隊年年分紅就想回來。但是去得晚沒有身份不能走合法管道，就再偷渡回來。”劉柏林說，深圳這一帶的原住居民現在家裏都有幾套房子，遠勝過那些在香港住公屋的親戚。
當年剛到深圳的時候，劉柏林還是有些優越感的。每次回湖南老家探親，就會圍上一屋子人打聽香港和特區的事情。
2000年以後，劉柏林在深圳開始接待來自老家的朋友，他們都是去香港旅遊後途經深圳。
因為特殊身份，劉柏林在深圳河邊呆了20多年卻沒去過香港。“這些年，好多新兵在入伍前就去香港玩過，我還聽他們講那邊的事情。”
30年，特區的確在很多方面已經不再特別了。“二線”的通關手續在不斷簡化，撤銷“二線”的聲音也此起彼伏。這幾年的消息則說，深圳市民有望僅憑身份證入港。
不過“一線”上的部隊覺得，這條邊防線還是會保留下去。哪怕偷渡、走私徹底消失，仍然需要這條特殊的線來體現“一國兩制”的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