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厚黑學：一條明規則，八條潛規則，二十條注意事項！(轉自網易部落)
一條明規則：
做官最基本的指導思想是：要深刻認識到中國的官僚政治最寶貴的"遺產"，是當官實行層層任命制。即：大小官員不是經由人民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發現、任命的。
凡做官非常成功的人，一般不是做事業成功，而是為上級長官服務做得非常成功。在中國做官的最大特色是跟對上司，那是因為官吏的考核與任免，主要不在於他們有多少政績，而在於他們與上司關係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司，就等於戴穩了烏紗帽。所以，要把“報喜不報憂”、“欺上壓下”作為做官的鐵律牢牢記住，做到與上級交往突出一個“諂”字（即：諂媚），與下級交往突出一個“瀆”字（即：輕慢）。
八條潛規則：
1、不能去追求真理，也不能去探詢事物的本來面目。
把探索真理這類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讓那些自以為聰明其實非常愚蠢的知識份子去做吧，這是他們的事情。要牢牢記住這樣的信條：對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確的。實在把握不了，可簡化為：上級領導提倡而且對自己沒有妨礙的就是正確的。
2、要學會說假話，更要善於說假話。
要把說假話當成一個習慣，不，當成事業，說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職業，只不過做官出賣的是嘴。記住，做官以後你的嘴不僅僅屬於你自己的，說什麼要根據需要。
3、要有文憑，但不能真有知識，真有知識會害了你。
有了知識你就會獨立思考，而獨立思考是從政的大忌。別看現在的領導都是碩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畢業就去應招公務員走向仕途，那是他從讀書的那天起就沒想研究學問，肯定是在所學的專業裏混不下去的不學無術之徒。記住，真博士既不屑于做官，也是永遠做不了官或做不好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麼？請記住：是利益。
一定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雖然現在老百姓把這叫腐敗，但做官的有99.99%的不這樣看問題，而是把這一點看作再順理成章不過的事情。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你務必要時時想到：你的領導想方設法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的下屬心甘情願服從你，也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周圍的同僚朋友時時處處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們帶來利益。對一些不義之財，萬一你良心發現，自己也可以不要，但屬於別人名下的你必須給。記住，一旦你把攫取利益這個目的一模糊或放棄了，你為官也就離失敗不遠了。
5、務必把會做人放在首位，然後才去考慮做事。
這裏的做人做事你可別錯誤理解為德才兼備的意思。這裏說的會做人，就是會處關係。做事是實際工作，這點會不會都無所謂。會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關係網中，成為這個關係網的一部分，最好是很重要的那部分。記住，現在說誰工作能力強，一點都不是說他做事能力強，而是指做人能力強。你仔細地琢磨一下，看看那些把能力片面理解為做事有本事的人，有幾個有好日子過。
6、用農民的思想和方式對待一切事物和人。
我們的社會無論外表怎樣變化，其實質都是農民社會。誰迎合了農民誰就會成功。我們周圍的人無論外表是什麼，骨子裏都是農民。農民的特點是目光短淺，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須具有農民特點，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遠，你就不屬於這個群體了，後果可想而知。你生活在一群農民中，要多學習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幾個把兄弟什麼的，你千萬別把這當作庸俗的行為而排斥，這一點也都不過分。
7、要絕對相信拍馬是一種不容易掌握的高級藝術。
千萬不要以為拍馬只要豁出臉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賣個好價錢的是極少數，是鳳毛麟角，大部分還是做了低層的三陪小姐。這和拍馬是一樣的道理。拍馬就是為了得到上級的賞識。在人治的社會裏，上級的賞識是升官的唯一途徑，別的都是形式，這一點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須嚴格遵守的，確切地說，執行起來都是可以變通的。
法律法規、政策制度的制訂者從沒想到要用這些東西來約束自己，而是想約束他人。但你要知道，這些東西不是人人都可以違反的。什麼時候堅決遵守，什麼時候偷偷違反，讓誰違反，要審時度勢而定，否則寬嚴皆誤。
二十條注意事項：
1、托人辦事必須花錢。
2、辦事不成必須退錢。
3、報喜得喜報憂得憂。
4、出了問題內部消化。
5、捂不住了丟車保帥。
6、領導的意見不能提。
7、領導的看法就是你的看法。
8、領導身邊的人相當於領導。
9、個人風頭要少出。
10、好處不可以獨吞。
11、遇棘手的事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
12、對前任的事切忌不要去管。
13、少自作主張多向上級請示。
14、多開會多發通知多造聲勢少做實事。
15、違規的事集體拍板。
16、不怕慢就怕站，最怕隊伍錯站。
17、寧可用庸才，不可用人才。
18、吃喝不犯法，栽花少栽刺。
19、車子是身價，副職不擅權。
20、運動來了要重視，運動過了沒屁事。
還有重要的八條規則：
以腰纏萬貫為榮、以一貧如洗為恥，
以二三四奶為榮、以一條光棍為恥，
以賓士寶馬為榮、以騎自行車為恥，
以能打通關為榮、以不能喝酒為恥，
以後臺強硬為榮、以沒有背景為恥，
以貪污腐化為榮、以貪得太少為恥，
以玩人整人為榮、以被玩被整為恥，
以我負天下為榮、以天下負我為恥！
八大不懂事：
領導敬酒你不喝，
領導小姐你先摸，
領導走路你坐車，
領導講話你囉嗦，
領導私事你瞎說，
領導洗澡你先脫，
領導夾菜你轉桌，
領導聽牌你自摸。
官場潛規則: 淘汰清官
中國投資理財網200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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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在中國歷史上的帝國時代，官吏集團極為引人注目。這個社會集團壟斷了暴力，掌握著法律，控制了巨額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的命運。
對於這個擅長舞文弄墨的集團，要撇開它的自我吹噓和堂皇表白，才能發現其本來面目。在仔細揣摩了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之後，我發現支配這個集團行為的東西，經常與他們宣稱遵循的那些原則相去甚遠。例如仁義道德，忠君愛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這個集團行為的東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這種利害計算的結果和趨利避害的抉擇，這種結果和抉擇的反復出現和長期穩定性，分明構成了一套潛在的規矩，形成了許多本集團內部和各集團之間在打交道的時候長期遵循的潛規則。這是一些未必成文卻很有約束力的規矩。我找不到合適的名詞，姑且稱之為潛規則。
官場內部有許多層面和方面的潛規則，我想先寫一個“淘汰清官”。這一個“淘汰清官”的定律又涉及到許多方面的因素，不是一兩篇短文就能說透徹的，我想分開掰碎了慢慢說。幾篇能說清楚，我也不敢確定，也許四五篇，也許七八篇。
讀史只是我的業餘愛好，不敢冒充專家。我所寫的，都是一些我在讀史的時候冒出來的心得，很可能見笑於大方。但我願意姑妄說之。能姑妄發之，且有姑妄讀之者，則幸甚。
《明史》上記載了皇帝和監察官員之間的一個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禎元年（1628年），朱由檢剛剛當皇帝。當時他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心想把國家治理好。朱由檢經常召見群臣討論國事，發出了“文官不愛錢”的號召。“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這是宋朝傳下來的一句名言，國民黨垮臺前也被提起過。據說，如此就可以保證天下太平。
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對這種號召頗不以為然，就給皇上寫了份上疏，問道：如今何處不是用錢之地？哪位官員不是愛錢之人？本來就是靠錢弄到的官位，怎麼能不花錢償還呢？人們常說，縣太爺是行賄的首領，給事中是納賄的大王。現在人們都責備郡守縣令們不廉潔，但這些地方官又怎麼能夠廉潔？有數的那點薪水，上司要打點，來往的客人要招待，晉級考核、上京朝覲的費用，總要數千兩銀子。這銀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從地裏冒出來，想要郡守縣令們廉潔，辦得到麼？我這兩個月，辭卻了別人送我的書帕五百兩銀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餘的可以推想了。伏請陛下嚴加懲處，逮捕處治那些做得過分的傢伙。
戶科給事中是個很小的官，大概相當於現在的股級或副科級。但是位置很顯要，類似 總統辦公室裏專門盯著財政部挑毛病的秘書，下邊很有一些巴結的人。韓一良所說的 “書帕”，大概類似現在中央機關的人出差回京，寫了考察紀行之類的東西自費出 版，下邊的人巴結的印刷費。那500兩銀子，按照如今國際市場上貴金屬的常規價格， 大概相當於43000多元人民幣。如果按銀子在當時對糧食的購買力估算，大概有現在的 20萬元人民幣（注1）。那時的正縣級幹部，每月工資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一千多塊錢人民幣，四萬或二十萬都要算驚人的大數目。
崇禎讀了韓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見群臣，讓韓一良當眾念他寫的這篇東西。讀罷，崇禎拿著韓一良的上疏給閣臣們看，說：一良忠誠鯁直，可以當僉都禦史。僉都禦使大致相當於監察部的部長助理，低於副部級，高於正司局級。韓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這時，吏部尚書（類似中組部部長）王永光請求皇帝，讓韓一良點出具體人來，究竟誰做得過分，誰送他銀子。韓一良哼哼唧唧的，顯出一副不願意告發別人的樣子。於是崇禎讓他密奏。等了五天，韓一良誰也沒有告發，只舉了兩件舊事為例，話裏話外還刺了王永光幾句。
崇禎再次把韓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來。年輕的皇上手持韓一良的上疏來回念，聲音朗朗。念到“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這兩句，不禁掩卷而歎。崇禎又追問韓一良：五百兩銀子是誰送你的？韓一良固守防線，就是不肯點名。崇禎堅持要他回答，他就扯舊事。崇禎讓韓一良點出人名，本來是想如他所請的那樣嚴加懲處，而韓一良最後竟推說風聞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興，拉著臉對大學士劉鴻訓說：都禦史（監察部部長）的烏紗帽難道可以輕授嗎？崇禎訓斥韓一良前後矛盾，撤了他的職。（參見《明史》卷258，毛羽健列傳附韓一良）
韓一良寧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職，斷送了當大臣的前程，甚至頂著皇帝發怒將他治罪的風險，硬是不肯告發那些向他送禮行賄的人，他背後必定有強大的支撐力量。這是一種什麼力量？難道只是怕得罪人？給事中就好像現在的檢察官，檢舉起訴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職工作，也是他獲得聲望的源泉。怕得罪人這種解釋的力度不夠。
細讀韓一良的上疏，我們會發現一個矛盾。韓一良通篇都在證明愛錢有理，證明官員們不可能不愛錢，也不得不愛錢。韓一良說得對，明朝官員的正式薪俸確實不夠花。而他開出藥方，卻是嚴懲謀求俸祿外收入者。這恐怕就不那麼對症下藥。
明朝官員的正式工資是歷史上最低的。省級的最高領導，每年的名義工資是576石大米，折成現在的人民幣，月工資大概是11780元（注2）。正司局級每年的名義工資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當於3930元人民幣。七品知縣，每年的名義工資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幣。韓一良這位股級或副科級幹部，每年的名義工資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幣月薪1350元（參見《明史》卷七十二：職官志）。
我反復強調“名義工資”這個詞，是因為官員們實際從朝廷領到的工資並沒有這麼多。那時候發的是實物工資，官員領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蘇木，還有銀子和鈔票。不管領什麼，一切都要折成大米。於是這個折算率就成了大問題。《典故 紀聞》第十五卷曾經詳細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戶部（財政部）是如何將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價三四錢銀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三十石大米。而三十石大米在市場上值多少錢？至少值二十兩銀子！假如按照這種折算率，完全以布匹當工資，縣太爺每年只能領三匹粗布，在市場上只能換一兩銀子，買不下兩石（將近200公斤）大米。這就是說，朝廷幾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員的工資。至於明朝那貶值數百倍，強迫官員接受的紙幣，就更不用提了。
總之，明朝的縣太爺每個月實際領到的薪俸，其實際價值不過1130元人民幣（注3）。
請設身處地替縣太爺們想一想。那時候沒有計劃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個，多的十來個。那時候也沒有婦女解放運動，沒有雙職工，平均起來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 位縣太爺每個月1130塊錢的工資，人均170多塊錢的生活費，這位縣太爺的日子並不比如今的下崗工人寬裕多少。更準確地說，這位縣太爺與如今最貧窮的農民階級生活在同一水平線上。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年，1997年，中國農民的人均年收入是2090多元。
還有一點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沒有社會福利。公費醫療不必說了，在成化十五年 1480年）之前，竟連退休金也不給。成化十五年戶部尚書楊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個月仍給米二石。這兩石大米，價值不過500元人民幣，就算是開了大臣退休給米的先例。戶部尚書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部長，退休金才給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參見《典故紀聞》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當時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財產，可能會對明朝官員的實際收入產生更悲觀 的估計。
海瑞是一個肯定不貪污不受賄，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窮得要靠自己種菜自給，當然更捨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親過生日，海瑞買了二斤肉，這條消息居然傳到了總督胡宗憲耳朵裏。第二天，總督發佈新聞說：“昨天聽說海縣長給老母過生日，買了兩斤肉！”（參見《明史》卷226，海瑞列傳）
海瑞最後當到了吏部侍郎，這個官相當於現在的中組部副部長。這位副部長去世之後，連喪葬費都湊不齊。監察部的部長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見布衣陋室，葛幃（用葛藤的皮織的布，比麻布差）還是破的，感動得直流眼淚，便湊錢為他下葬。當時有一個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來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四句可以作為海瑞真窮的旁證：“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說與旁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這就是辛勤節儉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員應得的下場麼？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萬曆年間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間，有個叫秦（音HONG，絞絲旁+雄字的左偏旁）的清官。秦為人剛毅，勇於除害，從來不為自己顧慮什麼。士大夫不管認識不認識，都稱其為偉人。正因為他清廉，堅持原則，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鬧得妻子兒女“菜羹麥飯常不飽”，家裏人跟著他餓肚子。
成化十三年，秦巡撫山西，發現鎮國將軍奇澗有問題，便向皇帝揭發檢舉。奇澗的父親慶成王為兒子上奏辯護，同時誣陷秦。皇帝當然更重視親王的意見，就將秦逮捕，下獄審查。結果什麼罪也沒審出來。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來的只有幾件破衣裳。宦官報告了皇帝，皇帝歎道：他竟然能窮到這種地步？於是下令放人（參見《明史》列傳六十六）。
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證明正式工資不夠花了。
請留意，比起普通官員來，清官們還少了一項大開銷：他們不行賄送禮，不巴結上司，不拉關係走後門。韓一良說的那數千兩銀子的費用――打點上司、招待往來的客人、晉級考核和上京朝覲等，就算是兩千兩銀子，即20萬至80萬人民幣的花銷，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覲，不過用了48兩銀子。由於他們真窮，真沒有什麼把柄，也真敢翻臉不認人地揭發檢舉，而且名聲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險敲詐他們。但是腰杆子沒那麼硬的小官，不僅會被敲詐，還會被勒索――當真用繩子勒起來索。為了證明這類開支是剛性的，決非可有可無，我再講一個故事。
海瑞在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總督胡宗憲的公子路過淳安，驛吏招待得不夠意思。驛吏相當於現在的縣招待所所長兼郵電局局長，而總督是省部級的大幹部。我猜想，這也不能怪驛吏不識抬舉，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銳意改革，整頓幹部作風，禁止亂收費，把下邊的小官收拾得戰戰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樣的東 西來。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氣，叫人把驛吏捆了，頭朝下吊了起來――這就是節省 開支的下場。
海瑞接到報告，說：過去胡總督有過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許鋪張招待。今天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於是將胡公子扣押，從他的行囊裏搜出了數千兩銀子，一併沒收入庫。這數千兩銀子，也像前邊一樣算作二千兩吧，根據貴金屬價格和購買力平價的不同演算法，其價值在20萬至80萬人民幣之間。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開，期望值也被培養得很堅挺，到了窮餿餿的淳安，諸事都不順心，理所當然要發發脾氣。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沒收了他的銀子，再派人報告胡總督，說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請示如何發落。弄得胡宗憲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不過，此事供說笑則可，供效法則不可。試想，天下有幾個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後邊豁出命頂著，那位驛吏會有怎樣的下場？痛定思痛，他又該如何總結經驗教訓？
驛吏屬於胥吏階層，比入流的有品級的正式“幹部”低，相當於“幹部職工”中的職工。這些人更窮一些，平均工資大約只有幹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個月一石米，價值不過250元人民幣。但在人數上，職工自然比幹部多得多。
比胥吏的級別更低，人數更多的，是胥吏領導下的是衙役。這是一些不能“轉正”的勤雜人員。譬如鐘鼓夫，譬如三班衙役，即現在的武警、法警和刑警。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雜人員，最初都靠徵發當地老百姓無償服役。既然是無償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員，政府也不發工資，只給一點伙食補貼，叫做工食銀。這些錢，用清朝人傅維麟的話說，“每日不過三二分，僅供夫婦一餐之用。”他問道：一天不吃兩 頓飯就會餓得慌，這數十萬人肯空著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側，為國家效勞麼？ （參見《皇清經世文編》卷二十四）
無論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個等式：一生總收入等於一生總開支。節餘的是遺產，虧損的為債務。官員們要努力把這個等式做平，最好還要做出節餘來恩澤子孫。而明朝規定的工資註定了他們很難做平。韓一良說了，工資就那麼一點。我們也算了，縣太爺的月薪是1130元人民幣。這樣一年也不足1.4萬，十年不吃不喝也攢不夠14萬。而孝敬上司、送往迎來拉關係和考滿朝覲這三項，就要花費20萬至80萬。韓一良沒有說這筆鉅款是幾年的開銷。孝敬上司和送往迎來是年年不斷的，外地官員上京朝覲是三年一次，考滿則需要九年的時間。即使按照最有利於開銷者的標準估計，九年花二十萬，這個大窟窿需要縣太爺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還沒有計算養老和防病所必須的積蓄。
相差如此懸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強去做，當然不能保證相對體面的生活，不能讓老婆孩子不數叨，不能留下像樣的遺產，弄不好還有頭朝下被領導吊起來的危險。另外，在開支方面還有一個比較的問題。人總會留意自己的相對地位的，都有“不比別人差”的好勝心。而縣太爺每年的那些收入，並不比自耕農強出多少。手握重權的社會精英們，能心甘情願地與自耕農比肩麼？
考慮到上述的收支平衡問題，崇禎向韓一良追問五百兩銀子的來歷，便顯得很不通情理。這位在深宮裏長大的皇上畢竟年輕。在邏輯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處罰送銀子的官員，而是計算整個生命週期的賬目，把顯然做不平的預算擺平，然後再號召文官不愛錢。當然，明末財政危機，官吏的人數又多到了養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資，純粹是癡人說夢。但這屬於另外一個問題。並不能因此說，造成官員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這種政策就好比牧人養狗，每天只給碩大的牧羊犬喝兩碗稀粥。用這種不給吃飽飯的辦法養狗，早晚要把牧羊犬養成野狗，養成披著狗皮的狼。
現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撐韓一良對抗皇上的力量了。這是現實和理性的力量。整個官吏 集團已經把俸祿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預算，列入了十年八年甚至整個生命 週期的預算，沒有俸祿外收入的生活和晉升是不可想像的。韓一良沒有力量與現實的 規矩對抗，他也沒有打算對抗，並不情願當這樣的清官。作為最高層的監察官員，韓 一良公開向皇上說明，朝廷的正式規矩是無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視為理所當 然，視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明確信號：在皇上身邊的心腹眼中，俸祿外收入已經在事實上獲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數量收授財物，已經成為未必明說但又真正管用的潛規則。這就意味著清官從上到下全面消失。與此同時，正式的俸祿制度則成了名存實亡的制度。這套正式制度也確實不配有更好的命運，它就像善於將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樣善於逼官為盜。
總之，從經濟方面考慮，清官是很難當的。那時的正式制度懲罰清官，淘汰清官。硬要當清官的人，在經濟上必定是一個失敗者。當然，這裏算的都是經濟賬，沒有重視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團自始至終賣力揮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滾得如此奪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視。我完全承認，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剛直不阿可以為證。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見和盛名也可以為證。
潛規則二：新官墮落定律
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國皇帝，他討過飯，打過仗，從一個馬弁幹起，最後得了天下，對人情世故的瞭解相當透徹。他當然明白自己給官員定的工資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經常要找他們談一次話，講講如何正確對待低工資，如何抵抗貪污受賄的誘惑。他會給自己的部下算一筆很實在的利害關係帳。朱元璋說，老老實實地守著自己的薪俸過日子，就好像守著井底之泉。井雖然不滿，卻可以每天汲水，泉不會幹。受賄來的外財真有益處麼？你搜刮民財，鬧得民怨沸騰，再高明的密謀也隱瞞不住。一旦事發，首先關在監獄裏受刑，判決之後再送到勞改工廠服苦役，這時候你那些贓款在什麼地方？在數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兒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沒有。那些贓物多數藏在外人手裏。這時候你想用錢，能到手嗎？你家破人亡了，贓物也成了別人的東西。所以說，不乾淨的錢毫無益處。（注1）
這樣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徹了，但實際上並沒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員，如同冒著槍林彈雨衝鋒的戰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彈擊中倒下。前赴後繼，一浪接著一浪，一代跟著一代。後來，朱元璋當皇帝當到第十八個年頭（西元1386年），這種現象見得多了，便總結出了一條規律。朱元璋說，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員，將他們派往全國各地。沒想到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這些人既忠誠又堅持原則，可是讓他當官當久了，全都又奸又貪。我嚴格執法，決不輕饒，結果，能善始善終幹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注2）請留意中間那一句話：“沒想到剛剛提拔任用的時候，這些人既忠誠又堅持原則，可是讓他當官當久了，全都又奸又貪。”這就是新官墮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絕對化了，但在統計學的意義上，這條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腳。
仔細分析起來，朱元璋發現的這 條規律，背後大有道理。科舉制實行之後，官僚大體是讀書人。他們讀了十幾年聖賢書，滿腦袋都是理論上的人際關係，如忠君愛民、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類，書生氣十足，教條主義傾向嚴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計之上的真實的人間關係。這種關係，聖賢們不願意講，胥吏和衙役的心裏卻清楚得狠。《紅樓夢》第四回便詳細描寫了一個衙役向新官傳授潛規則的故事。這段描寫堪稱經典。毛澤東主席把《紅樓夢》看作那個社會的百科全書，就以這一回為全書的總綱。因此我不避囉嗦，轉述幾段。
卻說賈雨村走了賈府的後門，當上南京知府，一下馬就受理了一件人命案。當地名門望族子弟薛蟠，打死小業主馮淵，搶了個丫頭，然後揚長而去，受害方告了一年多也告不下來。賈雨村聽說，登時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的！”說著就要發簽，派人去抓。這時他看見旁邊一個門子向他使眼色。 進了後邊的密室，門子和賈雨村有幾段精彩的對話。門子問：“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個不知，怎能作得長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說著拿出一張抄好的護官符來，上邊就有薛家。賈雨村問門子此案該如何處理，門子說，薛家和幫助你當上知府的賈家是親戚，何不作個人情，日後也好去見賈府的人。賈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複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雲：‘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效朝廷，亦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賈雨村低了半日頭，最後嘴裏說著不妥，還要再研究研究，實際上完全遵循門子的建 議，很巧妙地解脫了薛蟠。
曹雪芹卒於1764年，與朱元璋相隔約四百年，但是這個世界並沒有多少變化。洪武十九年（1387年），朱元璋曾經寫道：建國以來，浙東、浙西、廣東、廣西、江西和福建的政府官員，沒有一個人幹到任滿。往往還未到任期考核的時間，自己就犯了贓貪的罪過。這裏確有任人不當的問題，但在更大的程度上，這些官員是被當地那些胥吏衙役和不務四業（士農工商為四業）之徒害了，是受了他們的影響、勸說和引誘（注3）。因此，當年朱元璋與上任的官員談話，總要警告他們當心那些胥吏，不要讓胥吏支配決策（注4）。看看賈雨村的實際經歷，朱元璋的預防針確實對症下藥，那些胥吏和衙役果真在勸誘官員們學壞。他們跟新官算利害關係帳，同樣算得清晰透徹，只是與朱元璋的結論完全相反：要堅持原則嗎？不但不能報效朝廷，自身也難保。輕則丟官爵，弄不好還會丟性命。您可要三思。
新官上任，還會碰到一個不請自來的教師，這就是土豪。在這裏，土豪是一個比地主富農更恰當的名詞。他們有可能是地主富農，也可能是商人，但絕對不是老實膽小的土財主。他們甚至可能沒有正經職業，以欺行霸市或坑蒙拐騙為生，即朱元璋所說的那些把官員教壞的不務四業之徒。在《水滸》對西門慶、鎮關西、祝家莊等的描繪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這些人是地頭蛇式的強者，在當地苦心經營多年，已經建立起一個有利於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們很願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們適應並且保護這種格局。
《明史》中描繪了兩個不肯好好學習適應的新官的遭遇。有一個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間在廣東當陽春縣主簿，這個官類似現在的縣政府秘書長。 陽春地方偏僻，土豪盤踞為奸，每有新官上任，就以厚賂拉攏腐蝕，最後也總能把持控制，政府就像他們自己家開的一樣。徐均剛到陽春，一個吏便向他提建議，說他應該主動去看看莫大老。莫大老就是一個土豪。也不知道徐均是不懂，還是不吃這一套。他問：難道這傢伙不是皇上的臣民嗎？他不來，我殺了他。說著還拿出了自己的雙劍給那位吏看。莫大老聽了那位吏的通風報信，害怕了，就主動去拜謁徐均。徐均調查瞭解了一番，掌握了他的違法勾當，將其逮捕下獄。莫大老或許認為這是一種敲詐手段，就很知趣地送給徐均兩個瓜，數枚安石榴，裏邊塞滿了黃金美珠。徐均根本就不看，給他帶上刑具，徑直押送至府。沒想到府裏的官員也被買通，將莫大老放回家了。面對強權，莫大老的脾氣很好，再一次給徐均送上那些裝滿金珠的瓜果。徐均再次大怒，打算再將其逮捕法辦。在這關鍵時刻，府裏來函將徐均調離，到陽江縣任職去了。（注5）
徐均真是清官。假如他不聲不響地收下瓜果，難道真會像朱元璋說的那樣被送進勞改工廠嗎？根據史書上的記載判斷，他的前任都被拉攏腐蝕了，結果並沒什麼事。他在府裏的上司也被拉攏腐蝕了，並且動靜很大地放莫大老回家，結果還是沒事。收幾個瓜果又 能有什麼事？倒是不收瓜果的徐均遇到了麻煩。可見門子算的賬很正確：不但不能報效 朝廷，自身也難保。而朱元璋算的賬顯然有問題，下獄和苦役云云，多半是嚇唬人的。
也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間，道同（蒙古族）出任廣東省番禺縣知縣。知縣號稱一縣父母，為當地最高行政首腦，但是還有他管轄之外的權力系統，這就是軍隊和貴族。坐鎮番禺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打江山的開國元勳，征討殺伐立過大功。《明 史》上說，朱亮祖勇悍善戰而不知學，辦事經常違法亂紀。而道同偏偏是一個執法甚嚴 的清官，沒有道理的事情，不管來頭多大，堅決頂住不辦。 當地的土豪數十人，經常在市場上幹一些巧取豪奪的勾當，以低價強買珍貴的貨物。稍不如意，就變著法地栽贓陷害。道同嚴格執法，打擊這些市霸，將他們當中的頭頭逮 捕，押在街頭戴枷示眾。於是鬥法開始。這些土豪明白，道同這傢伙不好教育，便爭相賄賂朱亮祖，求他出面說句話。應該說，土豪的這樣做是很合理的。賄賂既是必要的買命錢，同時也是一種投資。有了永嘉侯撐腰，將來誰還敢惹？如果沒人敢惹，這個市場就是他們的金飯碗，永遠衣食不愁。朱亮祖果然被土豪們勾引教壞了。他擺下酒席，請道同吃飯。在席間點了幾句，為土豪頭子說情。侯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是道同的上級的上級的上級。應該說，以他的身份出面請客，算是很抬舉道同這個七品芝麻官了。可是道同偏偏不識抬舉。他厲聲道：“公是大臣，怎麼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永嘉侯壓不服他。朱亮祖也不再跟他廢話，幹 就派人把枷毀了，將街頭示眾的土豪頭子放了。這還不算完，隨後又尋了個差錯，抽了道同一頓鞭子。
有一位姓羅的富人，不知道算不算土豪，巴結朱亮祖，把女兒送給了他。這姑娘的兄弟有了靠山，便幹了許多違法的事，如同土豪。道同又依法懲治，朱亮祖又將人奪走。道同實在氣不過，便將朱亮祖的這些事一條條地寫下來，上奏朱元璋。朱亮祖惡人先告狀，劾奏道同傲慢無禮。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摺，便遣使去番禺殺道同。這時候道同的奏摺也到了，朱元璋一看，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他想，道同這麼一個小官，敢頂撞大臣，告他的狀，這人梗直可用。於是又遣使赦免道同。兩位使者同一天到達番禺，赦免的使者剛到，道同也剛被砍掉腦袋。於是，門子的預言再一次應驗：“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不屑于接受再教育的清官道同，終於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一般情況下，這事到此也就算完了。為非作歹的王侯比比皆是，遵紀守法的卻如同鳳毛麟角。即使朱亮祖直截了當，擅自將道同收拾了，只要他給道同按上適當的罪名，也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碰到開國之君朱元璋，這事就不能算完。朱元璋吏治之嚴，堪稱空前絕後。殺人只憑一時性起，這一點我們已經在道同的下場中看到了。此外還愛發脾氣，激烈且毫無寬容。第二年九月，朱元璋召朱亮祖到京，將朱亮祖和他兒子一起活活用鞭子抽死，然後親自為他寫了墓誌，以侯禮下葬。兩種規則的鬥法至此告一 段落。（注6）我沒有仔細計算，不清楚明朝初期貪贓枉法者被揭發處罰的概率有多少。在閱讀時得到的印象是：離朱元璋越近，被揭發處罰的概率越高。而不歸朱元璋直接管的小官，被揭發處罰的概率則逐級下降。也就是說，在省部級官員這一層，朱元璋算的賬比較有說服力。而到了縣處級，門子算的賬更有說服力。朱元璋懲治貪官的手段極其酷烈，大規模地砍頭剝皮截肢剜膝蓋，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也懲辦了大量貪官污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間的官場乃是整個明朝最乾淨的官場。不過即使在最乾淨的時候，仍有大批高級官員不認朱元璋的賬，例如朱亮祖。我估計，在這批靠造反起家的高級官員之中，風險偏好型投資者的比例一定很高，很不容易管理。
朱元璋死後，管賬的大老闆不那麼能幹或不那麼上心了，下手也不如太祖那般兇狠了，朱元璋的那套演算法便越發不對路了。不過，他發現的新官墮落定律卻越發靈驗了。明朝制度規定，官員不許在本鄉本土當官，怕他們受人情的影響，不能堅持原則。但胥吏和衙役們一定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土豪們就更不必說。他們熟悉當地的語言和風土人情，有一張親戚朋友熟人織成的關係網，盤根錯節，資訊靈通，熟悉各種慣例，並且依靠這些慣例謀生獲利。那些聖賢書上不講的潛規則，正是通過這些人繼承並傳播的。 他們是活的教科書。在他們的言傳身教和熱心輔導之下，官員們學習的時間大大縮短， 學費大幅度下降，許多摸著石頭過河的麻煩都可以省去了。這便是朱元璋的“新官墮落 定律”的實現過程。所謂墮落，當然是從聖賢要求的標準看。如果換成新官適應社會和熟悉業務的角度，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重新學習和迅速進步的過程，一個接受再教育的過程。第一次是接受聖賢的教育，第二次則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間大學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員們滿口仁義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們一肚子男盜女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