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保障不足，小市民對消費抱謹慎態度。

探針：中國的建設狂熱

陳志武
探針
在我們揣摩中國四萬億人民幣刺激經濟的含義時，總想中國為甚麼每次在需要促進經濟增長時，都選擇基礎設施建設、房屋以及大項目。
在最近到巴西的一次旅行中，我的計程車司機抱怨聖保羅崎嶇不平的街道和公路。「只要政府有額外的錢，盧拉總統總是喜歡減稅並補貼人民，而不是將這些錢用在修建道路上。」我說，「巴西是一個民主國家。想像你是盧拉並且有一百八十億美元可以支配。你是將這些錢花在修建公路上，還是寧願給每個巴西人發一百美元？」「當然將它給人民，以贏得更多的選票。」
漠視醫療及教育資源
在中國，政府不是選舉產生的，所以贏得更多的選票不是政府考慮的一部份，將錢還給人民從來就不是一個選擇。中國政府不僅僅是花掉錢，而且似乎總是喜歡像摩天大樓，華麗的政府建築物，公路以及大工業專案這樣有形的東西。
在一個不民主的國家，官員是對其上級負責，而不是對選民負責。對官員的上級來說，有形的專案是最容易識別的東西。
雖然中國的新經濟刺激計劃極其強調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卻對諸如醫療和教育這樣的社會保障項目不予理睬，即使這些社會保障項目可以降低家庭的儲蓄壓力並增加私人消費。
這種支出結構對中國來說一點也不新鮮。在二○○七年，中國在醫療、社會保險和失業福利專案上佔政府開支即財政預算的百分之十五，ＧＤＰ的百分之二點四（既遠遠低於發達民主國家，也遠遠低於發展中民主國家的一般百分比）。巴西政府僅僅在醫療上的開支就佔其ＧＤＰ的百分之四點七。中國政府在教育上的開支大約是ＧＤＰ的百分之三，而巴西的是ＧＤＰ的百分之五點四。
由於缺乏對政府預算的公眾監督，中國的政治體系特別偏向於贊成大型實體專案，並且，通過稅收和全民所有制，中國政府幾乎維持著對絕大多數國民收入和財富的完全控制。北京令人驚嘆的奧林匹克場館不是一個意外，而是這種體系的結果。
在中國，徵稅權力幾乎不受制約。結果，從一九九五年到二○○七年，調整通脹後的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了五點七倍。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積增長是一點六倍，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積增長是一點二倍。所以，中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越來越多的國民收入歸國家所有的經濟制度。
須提高對金融安全感
對大多數中國公民來說，工資是唯一的收入來源。但是，在中國工資的增長速度遠遠低於ＧＤＰ的增長速度。難怪中國的國內消費不能以與ＧＤＰ相適應的方式增長。
將中國從一個出口驅動型的經濟體轉變成為一個依靠國內消費的經濟體需要進行兩個根本性的改革。首先，國家資產的所有權應該公平地分配給十三億中國人。其次，政府的預算過程必須通過國家立法機構的公開聽證和經過媒體的公眾參與進行公開。因為這樣而增加的責任，可以使政府開支離開實體構造建設，向與人民需要相關的專案轉移。
沒有這樣的結構改革和通過減稅以及退稅將財政盈餘返還給家庭的行動，中國政府建立在投資上的經濟刺激努力最多可以在短期內對經濟起到促進作用。它們不能改變中國的出口和投資導向型的政治──經濟體系。事實上，即使在新的經濟刺激一籃子計劃之後，中國仍然依靠投資和出口帶動增長。
三十年來，中國已經有了體面的基礎設施，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樓以及過剩的工業基礎。中國缺乏的是促進內生性增長的足夠的私人消費。為了改變這一點，中國需要提高其人民對未來的金融安全感，並使私人收入的增長和ＧＤＰ的增長相適應。建設一個國家需要的不僅僅是鋼鐵和混凝土。
陳志武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